中国青年报:新中国科技70年启示追问,科技强国还差些什么

2019-10-21 10:21:03

76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李国杰说起新中国科技70年,抛出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:在新兴领域,要像重视国家实验室一样,重视企业里的创新实验室。

他以信息领域的重大发明为例,集成电路、晶体管、主流操作系统等成果多是出自企业;而在70名图灵奖得主中,只有万维网的发明者蒂姆·伯纳斯一人来自国家实验室,其余都来自大学和企业。我国能否从中得到一些启示?

李国杰的这番话,是在不久前中国科学院第七届战略与决策高层论坛上说的。这是一场足够称得上高端的论坛,发言嘉宾的数量不多却颇具分量,他们中有“科”字头部门机构的负责人——科技部部长王志刚、中国科协书记处第一书记怀进鹏、中科院院长白春礼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李静海,等等;也有科技领域的顶级大咖——中科院院士王志珍,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、中科院院士赵忠贤,等等。

这些人要讨论的问题,是新中国科技70年发展的成就和经验,宏大却具有现实意义。正如李国杰所说,70年来,我国科技发展取得傲人进步,现在比历史任何时候离实现科技强国目标都更加接近。

不过,这些年留下来的模式、经验在未来是否依然适用,哪些需要继承、哪些需要补充、哪些需要扬弃,都有待进一步梳理。

“两弹一星”成功之道能否延续至今

说到属于新中国科技的70年,不得不提“两弹一星”。

作为参与“两弹一星”工作和工程科技一线科学家,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、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至今记得那段用汗水、热血和青春谱写的光辉岁月。他说,以邓稼先为代表的两弹元勋,以及一大批无名英雄,用一种深沉的家国情怀,支撑大家战胜了当时物质条件的匮乏和工作生活的艰苦,在青海草原、戈壁沙漠、四川山沟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。

其结果是,我国用很少量的核实验次数,用较低的经费投入,在较短的时间内突破了原子弹和氢弹——从原子弹到氢弹,美国用了103个月,苏联用了75个月,中国只用了32个月;核试验次数方面,美国有1030次,苏联有715次,而中国只有45次。

“我们为什么能做到?这是今天很多年轻人不解的问题。”杜祥琬称之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核武器发展道路,首先来自党和国家的正确决策,全国一盘棋、上下一条心、大力协同,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,这是取得成就的保障。同时,全国形成了科技攻关的协作网——不仅有核武器研究院、核试验基地、部队的科研力量,还有中科院、大专院校有关工业部门的大力协同。

一个紧接着的追问是,这种成功之道还能延续吗?杜祥琬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。一个最佳佐证就是诞生于1986年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,也被称作863计划。

杜祥琬曾参与其中的激光技术项目,他说,863计划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建设国家队,由跨部门、有优势的研究单位联合组成研究团队,由不同单位的优秀科学家组成专家组,把国家主管部门的战略决策、专家组的技术决策和管理决策,以及行政单位的支持保障有机结合;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,竞争机制和国家战略目标协作机制相结合,把自主创新和开放交流相结合。

30多年过去了,863计划支持的诸如高性能计算机、高速信息网络、天地观测系统、超级杂交水稻、抗虫棉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成果,已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。

“这就是对‘两弹一星’成功经验的传承,在改革开放时期结出果实。”杜祥琬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记者,从“两弹一星”到863计划,一以贯之的还有科学精神,求真是科学精神的核心,创新是科学精神的特征,家国情怀、使命担当是科学家精神的灵魂——这些,在新时代同样需要传承。

固有科研模式会否延缓科技强国进程

在白春礼看来,中科院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制度优势的充分体现,集中有限资源重点突破,引领带动我国的科技综合实力。不过他同时提到,随着5G和万物互联时代到来,如何更好地顺应社会大变革的趋势,跟上数字化转型步伐,对国家科研机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新的挑战。

李国杰说,半个世纪以来,我国已经形成从基础研究,到应用研究,再到成果转化的线性科研模式,这一模式曾取得不俗成就,但在经济社会进入新时期后,继续沿用固有的科研模式,可能会延缓我们实现科技强国的进程。

“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分为绝对的上下游关系,并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。”李国杰说,科学和技术是平行的,没有绝对先后,发明和发现是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,重大的发明往往包含新的发现。

他说,我国在基础研究投入已达5%,虽然还不够多但已有明显提升;相比之下,近几年对应用研究的投入却在下降。“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,更应该鼓励应用研究多做源头创新,克服重论文轻发明倾向,重视基础性发明”。

他就此进一步谈到,要改变科技成果转化的观念,真正推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。

这位曾创建曙光公司并担任董事长的科学家说,当前一些成果转化的思路是“从技术出发找市场”,但这在他看来是违背企业发展规律的做法,一个企业一旦有技术需求,将会千方百计寻找、吸收有价值的技术,而不会等着科研院所或高校来进行所谓的“成果转化”。

“我们要认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,促进大批高端的技术人才走进企业,或者让大学和科研单位的科研人员以更加灵活的方式,参与创新企业的基础性前瞻研究。”李国杰说,真正的技术转移只有两条路,一个是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,一个是形成市场牵引的创新生态环境。

李静海也谈到这一问题,他说,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以及工程研发三类研发活动的非线性互动关系,已经成为各国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率的关键。

在他看来,科学前沿和需求导向应该做到“两条腿走路”,这两方面科学问题的凝练机制十分重要,这种互动关系应当是下一步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。

培育更年轻的优秀学者成为当务之急?

在科技部原部长、中科院院士徐冠华看来,我国迈向世界科技强国的另一个挑战,是人的因素,简单来说就是世界级科学技术专家和战略科学家的严重缺乏。

早在2013年,我国科技研发人员总量就已超过美国,并连续6年稳居世界第一位。但多年过去,却鲜有顶尖科学家的问世。

徐冠华给出两组数据,第一组有关美国:从上世纪到21世纪第14个年头,美国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有308人,占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47.5%,独占鳌头。相应地,顶尖人才的集聚在很大程度上,让美国成为全世界原始创新能力、新兴产业发展能力最强的国家,几乎主导全球信息、网络、空间、生物、新能源、纳米材料等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。

另一组数据关于日本:进入21世纪后,日本18年间18人获得诺贝尔奖,平均每年一人,获奖人数仅次于美国。与此同时,日本的硅晶圆、合成半导体晶圆、光刻机、靶向材料、封装材料等14种材料占全球50%以上的市场份额,长期保持着绝对优势。

“可见,顶尖人才的存在,往往决定着一个研究机构或队伍的整体水平和实力,而他们所带动的基础研究,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!”徐冠华打了一个比方,一个国家的人才储备就像一座金字塔,顶尖人才位于金字塔的顶端,顶尖人才越多,意味着塔基和塔身越宽厚,巨大的金字塔的塔基支撑了不同高度、不同层次人才,其中不乏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年轻人才。

也因此,他再一次为青年科技人才鼓与呼——要把培养重点放在中青年人才上,对于优秀中青年人才,不仅要给待遇、职务和荣誉,更要给事业,“但我国当前对中青年的培养和大胆使用仍显不足”。

李静海也认为,培养更年轻的优秀学者和鼓励原创是当务之急。

一份针对20世纪54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统计显示,他们的成果多是诞生于30-45岁的年龄,其中35岁左右取得的成果最多——青年是创新活跃期和高峰期。

李静海说,年轻人思想活跃、思维还未形成惯性,容易产生原创思想,所以把鼓励原创和年轻人才培养联动起来,更有利于产出重大科技成果。据他透露,国家自然基金委正在研究如何办好这件事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当天他还给出培养人才的另一个视角:学科交叉已成为新科学突破的主要途径。

最新统计显示,过去18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中,学科交叉成果的比例已经从上世纪的20%,上升到40%以上。李静海说,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,人类知识不断积累,初步描绘出知识体系的逻辑和构架,这不仅为学科交叉创造了条件,也为优化学科布局和科学管理提供了依据。

“各种学科交叉研究机构层出不穷,传统的学科布局和科研组织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,这些,都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,并采取措施!”面对同行专家,李静海反复提醒道。

(原标题:新中国科技70年的启示与追问——科技强国我们还差些什么)

(摘自《澎湃新闻》)